“一尊重五統籌”是城市工作主軸
——專訪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專家仇保興
環境污染、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突出、教育醫療資源緊張……“城市病”困擾著市民生活。圖為觀眾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參觀城市模型。 （資料圖片）
我國城市發展已進入新時期，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有針對性地提出很多新觀念、新認識、新要求。該如何理解并把握城市發展方向？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城市百人論壇專家仇保興，聽他闡述自己的理解——
歷史上出現過不少“城市病”，有的治對了，有的治錯了，經驗教訓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記者：城市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尊重并遵循相關規律，正在成為包括城市管理者在內的全社會共識。您覺得，如何才能正確認識和提煉城市發展規律呢？
仇保興：我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角度提升認識。一是從理論方面推理。理想的城市發展目標必須以人為本，并兼顧生態環保、社會公平和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歷了30多年以傳統工業化推動的城鎮化，我國當前更需將人與自然和諧的綠色發展作為城市工作的主要目標。
二是從歷史中提煉規律。世界上曾出現過幾次城市化浪潮，都產生了相應的“城市病”。這些病有的治對了，也有的治錯了，經驗教訓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例如，英法等國在城市化過程中曾碰到臟亂和疾病流行問題，拉美和非洲出現貧民窟，這些教訓都必須避免。提煉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城市的發展規律，將其與我國各地城市規劃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是避免城鎮化走彎路的重要保障。
三是從問題導向歸納。上世紀形成的兩個關于城建的“憲章”非常典型。一個是“雅典憲章”，針對工業污染、人口壽命縮短、霍亂癥流行、城市衛生條件惡劣等病癥，一些建筑師、規劃師1933年開出一系列藥方，比如設立明確的城市分區、規定街道寬度和綠地公園比率等。功能區的劃分就是在當時提出來的。到了1977年，國際建協又在秘魯利馬提出了“馬丘比丘憲章”，提出城市是流動性的空間，這種流動性空間不能被汽車和功能分區所區隔。這一點對我國非常重要，因為許多城市決策者仍迷戀已被國際規劃界淘汰的清晰功能分區理論。
城市被稱為“財富的容器”。目前我國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意味著已經正式進入城市時代
記者：前不久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為什么要從全局高度做好城市工作呢？
仇保興：首先要將全局性放在全球化角度來理解。上世紀9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薩森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時代，所有的城市都會進入到全球城市網絡體系。有些普通城市如果注意到了變革和結構調整，有所準備和行動，就有可能進入重點節點城市，在全球化網絡時代獲得更多戰略性資源促進進一步發展。
其次，從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來看全局性。經濟學界曾普遍認為城市應該規模越大效益越好，但其實這和大中小城市數量呈正態分布的實際完全不符，三級城市都有存在的優勢。
再次，從全球性氣候變化角度來看全局性。聯合國相關機構曾給出過一個數據：全球75%以上的能源是城市消耗的，75%的人為溫室氣體是城市排放的，75%的污染也是城市排放的。由此可見，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舉足輕重，人類命運決定于城市能否綠色發展。
最后，從城市經濟增長功能來看全局性。我國的GDP、科技創新成果、財政收入絕大部分都是城市產生的。城市因而被稱為“財富的容器”。從城鄉關系來說，城市是主動者，它是人口的吸引者。目前，我國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這意味著已經正式進入城市時代。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城市是區域增長的火車頭”，各級領導干部必須重視城市工作、學習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知識。
宜居性是一系列現代城市要素中最基本的要求，“先生產、后生活”的城市發展模式需要改變
記者：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了“五個統籌”，剛才您已經講了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能否結合自身工作經歷對其他幾大統籌談談您的理解？
仇保興：好的。第二個統籌是“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提高城市工作系統性”。對城市工作者來說，相關感受是非常深的。一方面是“時間上的系統性”，城市規劃的論證、編制、執行、檢查、修正是一系列行動的過程，我們要用城市規劃為工具對各種城市病進行治理，正因為“過程性”是城市規劃的主要屬性，必須具有貫徹、監督、修訂、反饋的具體執法過程，所以現代的城市規劃講究迭代式進行規劃編制和實施，因為它必須在不同的情境下一次次地試錯和修訂。另一方面是“空間系統性”，存在的問題比較多。我國現代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系統被肢解的問題嚴重。本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重申了三者是嚴密系統的三大環節、不可分離。
第三個統籌是“統籌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提高城市發展持續性。”城市是地球上人工與自然最大的復合體，也是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難題，這要求城市發展要從灰色的動力結構轉向綠色的動力結構。所以這次會議提出了城市發展三大新動力——改革、科技、文化。這就要求城市工業要率先實行結構調整，以“新型工業化”取代和改造傳統工業；從集中、大規模基礎設施為主轉向小型、分散與循環利用為主、從剛性城市轉向彈性城市；還必須從局限于城市本身發展轉向城市群的協調發展和城鄉互補協調發展。
第四個統籌是“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宜居性”。宜居性是一系列現代城市要素中最基本的要求，意味著改變過去長期倡導的“先生產、后生活”的城市發展模式。城市的本質是什么？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認為：為何人們愿意住到城市中來？是因為城市的生活更美好。首先，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人類社會需要心靈的認同和空間的歸屬感，這就要求我們的規劃、建設和管理都要尊重城市中的普通市民。二是城市需要多樣性，因為人的天性就是喜歡多樣性，無論是街區還是城市，只有滿足多樣性才有活力。三是要誠實、客觀地認識和治理“城市病”。四是要注意城市已經產生了貧富差距，城市的宜居性是由低收入階層來認可的，他們認為城市是宜居才真正是宜居的，這是因為低收入階層在城市空間上基本沒有流動性，而高收入階層卻可以自由流動。
第五個統籌是“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提高各方推動城市發展積極性”。城市規劃要尊重自然、尊重普通人利益、尊重本地的歷史文化，在這樣的背景下，把政府、企業、專家、多學科人士和市民發展城市的積極性等都匯聚到一起。所以，西方早就提出，所謂城市規劃就是聯絡性的規劃、開放的規劃。通過這次城市會議的解讀，我們在這些問題上都可以得到更深的認識。（經濟日報記者 王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