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與妻兒相聚短短一周又要分別。18年前，川籍農民工張伯軍為改變家庭的貧窮不堪，孤身一人進京打工，離開時兒子還是一個只能窩在妻子懷里吃奶的娃娃；10年后，他已經歷經了在全國各地建筑工地尋求生計的輾轉，兒子進入寄宿學校后，妻子也開始了他鄉(xiāng)打工之路；時至今日，他在成都工地做活，妻子在重慶火鍋店務工，兒子在杭州謀生計，一家三口分三地的生活已持續(xù)了8年，唯有春節(jié)時才有短暫的相聚時間。盡管存折上的錢多了，但談及與妻子、兒子這匆匆而過的近20年，張伯軍好多話欲言又止……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我國農民工總量已超過2.77億，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和張伯軍一樣，如“平常”般過著夫妻常年分居、家庭生活缺失的“不平常”日子。作為農民工夫妻，在他們的一紙婚姻背后，留給彼此、留給家庭、留給孩子的還有哪些內容？春節(jié)剛過，《工人日報》記者走進四川部分建筑工地，對話節(jié)后歸來的農民工，傾聽他們的故事，從中尋找答案。
盡父母之責，奮斗不止
“剛回家和老婆孩子團聚了幾天就要分開，怎么待都待不夠。”張伯軍來自四川綿陽興印村，眼下是中建三局成都環(huán)球貿易廣場項目上的一名現場安全員，從35歲走出家門至今，北京、深圳等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上都曾留下過他的汗水，說起當時為何離家，張伯軍搖頭擺手道，“沒辦法，老家房子眼看著要塌了，為蓋新房，欠了9000元外債，光靠種地能還得起？”
在北京睡幾百人的大倉庫，每天30元的收入，吃最簡單的飯菜，一年四季不敢添新衣，張伯軍說自己已經想不起來家里的債是什么時候還清的，只記得自己在外面漂的第10個年頭，妻子跟隨同鄉(xiāng)也從老家走出，成為了進城務工大軍中的一員，“孩子一天天長大，上學、成家都需要錢，光靠我自己干活不夠花。”
由于張伯軍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哪里的建筑工地有需要，他就跟隨勞務公司一同前往，因此妻子并沒有來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而是去了重慶，在一家火鍋店里一干就是8年。在這期間，夫妻倆空間上的距離并沒有縮短，只是隨著經濟寬裕，相互間的電話聯絡開始增多。
“大家已經習慣了，每年就過年的時候回去聚一下。”說到這里，張伯軍有些無奈地搖搖頭，“本來說今年賺了錢給老婆買一件像樣的大衣，結果她電話里千叮嚀萬囑咐不讓我亂花錢。”張伯軍說，夫妻二人現在花錢還是能省就省，因為身上還壓著一座大山，“兒子在杭州有女朋友了，以后給孩子買房、結婚都需要錢，為人父母，我倆只能奮斗不止！”
張伯軍說，雖然常年與妻子聚少離多，但每當年底回家，二人將全年收入一并存到同一張銀行卡里時，就會覺得遠在山村的小家充滿希望。
一句“虧欠”，難道盡分離苦
位于成都市高新區(qū)的中建八局云端項目，一座拔地而起、外觀典雅的歌劇院已見雛形，年關剛過，工地上很多班組已經開始恢復施工。
“春節(jié)前專門買了些四川特產帶回家，媳婦喜歡吃這邊的牛肉干。”49歲的朱益開是昆明750所勞務公司在該項目的現場安全員，來自江蘇南通的他已經跟隨這家勞務公司在國內大江南北奔走了十幾年，但要說外出務工的時間，朱益開伸出三根手指對記者說，“在外面漂了小30個年頭了。”
朱益開與妻子是經人介紹相識的，24歲那年回老家見了一面后，就開始談起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家庭生活”馬拉松：婚前異地戀愛，婚后兩地分居。“沒辦法，孩子小的時候她要照顧孩子，孩子大了父母身體又不好了，只能我在前線掙錢，她在家里照顧著老少一家。”
“更多的是虧欠吧！”談到妻子，年過半百的朱益開低頭搓起了手指，“年輕時候多漂亮的，現在越發(fā)憔悴，結婚20多年，我從沒在身邊好好照顧過她，盡好一個做丈夫的本分。”朱開益說，剛結婚時，妻子經常跑到工地上看他，有了孩子后，她還會經常帶孩子到工地上“耍”，再后來，家里越來越脫不開身，他也只能逢年過節(jié)抽空回家，夫妻兩地分居的日子就被越拉越長。
“為什么不回老家找份工作？”面對記者的提問，朱益開先是愣了一下，轉而搔著頭說：“到哪找合適的工作？在外面只要跟對了項目，出力就能賺錢，不僅旱澇保收，而且薪水還不低，回家的話一切又要重新開始，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家庭功能缺失，問題頻現
張伯軍和朱益開的處境不是個案，采訪過程中記者發(fā)現，在他們各自所在的項目部，成千數百名的農民工友都面臨著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的問題，他們中不僅包括下有兒孫的六旬一代民工、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群體，也有剛剛結婚不久便出鄉(xiāng)的新生代農民工，而即便眼下各建筑工地陸續(xù)建起了30至50間不等的農民工夫妻房，但始終無法改變所有農民工夫妻的異地處境。
2015年，四川省工會界別的政協委員赴珠三角地區(qū)摸底川籍外出務工人員生存現狀，調查發(fā)現，目前川籍在廣東務工人員397萬人，抽樣調查顯示，過半農民工外出務工時間超過5年，其中有多達33.6%比例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時間10年以上，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農民工都是一年一見的“通勤夫婦”。
“大量農民工夫妻分居現狀不容小覷，必須要引起重視。”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總工會副主席紀小玲認為，這些農民工夫妻長期分居的背后，牽涉到的是總量龐大的家庭、老人和孩童的幸福，而由此催生出的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背后更是不可逾越的社會和法律問題。
“要么把農民工家庭真正留在城市，要么把遠離家鄉(xiāng)的農民工召喚返鄉(xiāng)，讓他們在享受家庭團聚的同時就業(yè)致富。”紀小玲說，決不能單一的把農民工夫妻長期分居問題看成是個體家庭的私事，由此引起的大量農民工家庭功能的喪失，關系大量二代農民工子女未來的健康成長，眼下全國超過6000萬的留守兒童已經是最好的警示。
“誰不愛小家、誰不盼團圓？如何讓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享受和諧美滿的家庭生活，政府相關部門必須要在住房、就業(yè)、就學保障等多方面著手解決。”紀小玲說。(高柱 記者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