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家的孩子都送到各種各樣的培訓班,都在往前趕,咱不去不行呀!”3月5日,家住重慶新南路龍湖西苑小區的劉女士對《工人日報》記者說,今年寒假,她一口氣給12歲的兒子報了4個課外輔導班,包括數學、語文、英語和吉他特長班。開學后每個周末孩子也都在上課,大人小孩都疲憊不堪。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類似劉女士這樣的家長不在少數,雖然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大大小小的培訓機構迎來整頓風暴,但校外培訓依然是很多家庭的“剛需”。
“去年我針對基礎教育被校外培訓機構‘綁架’提出相關建議,受到教育部的重視,如今問題正在化解,但還沒有根治。”作為一名持續關注校外培訓機構問題的教育工作者,全國人大代表、重慶謝家灣小學校長劉希婭,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繼續提出關于加快落實治理校外培訓機構的建議。
“想上好初中,僅在學校學是不夠的”?
據劉女士介紹,她身邊80%的媽媽都給孩子報了培訓班,少的一兩個,最多的有5個,周一到周五全排滿了。
彭先生的女兒今年小升初,他向記者反映,女兒班上50名學生全部報名參加培訓班。“一些名校在錄取優質生源時,經常會有意識地用超綱的知識內容拉大分差。我的女兒平時成績雖然優秀,但是要想上好初中,僅在學校學是不夠的,根本‘吃不飽’,必須補習奧數等,學些超越她認知水平的知識。”彭先生說,“很多孩子培訓后成績確實得到提升,水漲船高,考試分數線都被拉高了。如果你家孩子再不培訓,就可能會落后一大截。”
重慶市政協委員、重慶師范大學教授陳新說,校外培訓久治不愈,深層原因是教育資源還不夠均衡。如今,一些地方依然熱衷于給學校分三六九等。如果一地只扶持幾所學校,僅能滿足部分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要,就會加劇學生之間的惡性競爭,使得家長通過報名培訓班等方式努力占據先機。
陳新表示:如今,很多家長給孩子報培訓班,就是為了能“技高一籌”,升學時有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校外培訓常常出現“超綱”教學的情況,恰好迎合了一些家長的心理。
收費不菲,套路不少
重慶南岸區的羅女士去年給孩子在一家英語培訓機構一次性交了兩年的課時費24800元。不久之后,羅女士發現孩子并不是很喜歡,于是決定退費。
“學校有要求,課程進行多于一半要求退費,須寫書面申請。”羅女士專門寫了申請,要求退還剩余學費。申請交給學校后,學校卻遲遲不予退款。前前后后折騰了近一個月,對方又扣除了幾千元的所謂分期手續費后,才最終把錢退給了羅女士。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小學生校外學科補習和興趣擴展類培訓的總體參與率為48.3%,參與校外培訓的學生每年平均支出5616元,其中有很多培訓機構收費昂貴。
據記者調查,課外培訓班收費不菲,套路還不少。在采訪中,一位家長稱,他的孩子才剛上小學,孩子說喜歡樂高積木,就報了培訓班。上過幾節課程之后,在老師的引導下,孩子又說喜歡機器人。“作為家長,經濟條件也還行,孩子說喜歡,難道不答應嗎?每周上兩節培訓課,每年在培訓班上的花費上萬元左右。”這名家長無奈地說。
去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提出具體措施。“培訓內容不得超出相應的國家課程標準”“培訓進度不得超過所在縣(區)中小學同期進度”“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于20:30”……《意見》規定的這些內容明確了培訓機構的辦學行為。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培訓機構證照不全、超范圍經營的情況比比皆是。其中,有的培訓機構僅具備營業執照,營業執照的經營范圍為文化藝術咨詢及教育信息咨詢服務,既不具備辦學資質,也沒有辦學條件。明明是普通學校的一級教師,被說成是重點學校的高級教師;明明是初級中學的普通任課教師,被說成是高級中學的學科帶頭人,甚至只要有一張金發碧眼的臉,都能成為外教等等。
整治課外培訓機構需疏堵結合
由于持續關注校外補課問題,劉希婭已經成為了不少校外補課機構的“特別關注對象”。“我好幾次接到校外培訓機構的電話,邀請我去‘走走看看’,實則想勸說我別再提相關建議了。”這位人大代表說。
一年來,劉希婭通過實地走訪調研、召開座談會等方式收集各方建議,嘗試從源頭上找出解決辦法。“通過走訪發現,校外培訓機構目前呈現出四種新亂象:從‘地上’轉為‘地下’,居家型補課發展迅猛,具有隱蔽性;就算合格的補習機構雖硬件達標,但在教育理念、教學策略方面依然以應試教育為主;培訓機構參與小升初招生錄取現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觀;缺乏對培訓機構環境師資條件設置的具體要求。”
為持續深入整治,在今年的兩會上劉希婭建議聯合民政、公安等部門,加大排查清理取締居家型培訓機構的力度。同時,聯合人社部門及各中小學力量,加強對培訓機構培訓內容、方式、時間的監管,教育行政部門也應牽頭細化培訓機構行業標準并進行專項督察、巡視、問責。
對校外培訓機構“堵”固然重要,但“疏”也必不可少。現在的學校下午三點半就放學了,孩子們何處去?“破解‘三點半難題’須激活社會資源。”重慶人民小學校長楊浪浪認為,孩子的教育不僅是家庭的事情,還是社會和政府共同的責任。社會整體需要形成大教育的認知觀念,明確課后服務工作事關每一個人。
重慶市教科院初教所所長康世剛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等方式給予學校適當補助,也可以采取向家長適當收費等方式保障三點半課后服務活動經費。
“只有中小學校保障‘零起點教學’的真正落實,提前教學、超標教學的校外培訓頑疾才能真正消除。”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黨委副書記陳國治指出,中小學校還要嚴守招生紀律,自覺切斷與校外培訓機構的利益共生鏈條,不通過校外培訓機構挑選生源,不與校外培訓機構聯合招生,不以校外培訓機構的任何培訓成果作為招生入學條件。
專家指出,課外培訓機構的治理,需要疏堵結合,重視源頭治理。一方面規范教育培訓機構的行為,引導它們走向促進素質教育的轉型發展;同時,要規范地方政府和學校的行為,提高中小學育人能力,從源頭降低學生和家長參與課外培訓的需求。
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