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麗江城西北45公里的石鼓鎮，金沙江在這里180度轉向，形成著名的“萬里長江第一灣”。 張文銀攝
巍巍云嶺，三江奔騰。
云南地處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眾多水系的上游。這里有“三江并流不交匯”的瑰麗之景，也有“江流到此成逆轉”的奇偉之觀，不過最動人心弦的，卻是金沙江畔“晴山滴翠水挼藍”的純美之境，車行江岸上，宛若人在畫中游。
作為長江干流的上游河段，金沙江在云南的流域面積達10.95萬平方公里。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過程中，“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云南省干部群眾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共識。
生態，是優勢也是教訓
在云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施本植看來，“富生態”和“窮經濟”是云南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強烈反差和突出矛盾。
論生態，云南是長江上游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國土面積僅占全國的4.1%，卻囊括了除海洋和沙漠之外所有的生態系統類型，是我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省份。全省129個縣（市、區），屬于國家層面限制開發區域的有18個，省級限制開發區域有69個。
論經濟，云南是一個集邊疆、民族、山區、貧困等特征為一體的欠發達省份，2015年全省生產總值13717.88億元，僅為長江中游湖北省和下游上海市的一半左右；人均GDP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七成，仍有471萬農村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為12.7%。
既要承擔維護區域、國家乃至國際生態安全的戰略任務，又要如期實現與全國同步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殊為不易。“經濟要發展，但不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在云南采訪，可以強烈地感受到，生態優先的理念幾乎是一種從上到下的共識。原因何在？
3月1日清晨，滇池草海的永昌濕地草色蔥蘢，鳥鳴啁啾。記者遇到了正在晨練的李家全。他是附近新河村的農民，為了支持滇池治理，他不能再用網箱養魚了，家里的田地也被租用，通過工程措施恢復成了濕地。對于這些付出，李家全說，“把一潭臭水變清了不容易，值得。”
這潭曾經的“臭水”就是命途多舛的滇池。上世紀80年代末，這顆高原明珠由于人類無止境的索取和破壞，變成了藍藻肆虐、臭氣熏天的一潭死水。生態環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滇池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破壞生態必將自食苦果的教訓；也是一座警鐘，警醒人們要時刻把生態保護擺在壓倒一切的優先位置上。
隨著長江經濟帶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思路與云南自身的發展邏輯高度契合。爭當全國生態文明建設排頭兵，在生態環境保護上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成為云南權衡保護與開發、生態與經濟的優先選項。
保護，是信念又是責任
金沙江在麗江石鼓鎮來了個華麗轉身，形成“奔入中原壯大觀”的長江第一灣。生態保護也是如此，轉過身來，才能留住最美的風景。
從人進湖退轉為湖進人退。從滇池到洱海，都在求解退與還的辯證法——退田退塘、退人退房，還湖、還林、還濕地。退還之間，折射出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深刻轉變。地處洱海上游的羅時江濕地，菖蒲搖曳，水草豐茂。大理市洱海管理局羅時江濕地項目負責人張秀梅說：“這片濕地共1600余畝，通過水網構建和植物配置，成為一道巨大的生態濾網，有效吸收氮磷物質，凈化了近三成的洱海水源。”
從砍樹賣樹轉為造林護林。大約20年前，麗江的林業產值占到GDP的1/4，是主要的支柱產業。然而，大規模的林木輸出導致森林覆蓋率不斷下降，水土流失日益加劇，生態環境漸趨惡化。為了保護恢復長江上游的生態屏障功能，上世紀末，麗江實施天然林禁伐，全面關停并轉了森工、造紙等企業。麗江市林業局副局長楊向勇說：“5家重點森工企業的2000多名員工，全部從砍樹人變成了種樹人。”
從養魚能手轉為洱海衛士。在洱海沙坪灣，記者遇到了正在打撈水葫蘆的杜子鈞。62歲的老杜是西閘尾村村民，曾是村里網箱養魚協會的會長。1987年，村里有200多戶在洱海搞網箱養魚，網箱越來越密，導致水質不斷惡化。洱海藍藻爆發后，全面取締了網箱養魚和機動漁船。2003年，杜子鈞成為第一批洱海灘地協管員，去年被評為大理市洱海衛士。如今，他每天早上沿環海路撿拾白色垃圾，下午劃船打撈水面的浮游物。“保護洱海，是信念，更是責任。”他說。
發展觀念的轉變，留住了云嶺大地的綠水青山。通過實施環湖截污、入湖河道整治、濕地建設等工程，五百里滇池重現白浪碧波，成千上萬的紅嘴鷗翩飛起舞，讓游客流連忘返；“蒼山不墨千秋畫，洱海無弦萬古琴”的美景讓大理生態游成為新亮點，去年旅游業總收入增長超兩成；迪慶普達措國家公園的樹木上掛滿了濃密的松蘿，這種只能生長在純凈生態中的植物，是滇金絲猴最愛的美味。
云南省環保廳副廳長高正文介紹說，“十二五”期間，云南省森林覆蓋率達55.7%，同比提高了2.8個百分點，金沙江干流出境三塊石斷面水質穩定達到或優于三類，單位GDP能耗累計下降19.8%，全省85%以上典型生態系統和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得到了有效保護。
長效，靠自覺更靠制度
久久為功。生態環境保護是一項長期任務，既要靠大家的自覺努力，更要靠周密的制度建設。
在“獎”的一面，生態質量與財政扶持掛鉤。云南在全省129個縣（市、區）開展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評價與量化考核，并將考核結果作為生態功能區財政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重要依據，充分調動起地方政府保護生態環境的主動性。去年全省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資金共達38.85億元，參照各項考核指標，對縣域生態環境質量發生變化的30個縣進行了獎懲共計約1.3億元。
生態文明績效評價還成為政績考核的“指揮棒”。據介紹，云南省對限制開發區和生態脆弱的19個一類貧困縣取消GDP考核，對二類貧困縣弱化GDP考核。與此同時，對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生態文明建設指標的考核力度不斷加大，積極探索推進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編制試點和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點。
在“罰”的一面，環保執法力度不斷加大。瀘沽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去年12月，麗江市環境監察隊對瀘沽湖周邊的小賓館、小飯店進行突擊檢查，發現其中3家存在偷排、漏排污水情況。“根據新環保法和‘水十條’，我們對商戶下達了停業整頓通知，每戶罰款5萬元，并將主要責任人移送公安機關。”麗江市環保局副調研員李之壽說，“這種處罰力度是以前沒有的”。
為了不讓洱海重蹈滇池“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大理州積極探索生態保護的體制機制改革。設立了云南省首家生態文明建設委員會，由州委書記、州長任主任，建立起“山水林田湖”保護治理的統籌協調機制；通過地方立法，頒布了10個生態文明建設有關條例，編制了《大理州主體功能區和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積極探索洱海流域治理的生態補償制度，2014年起，洱海流域下游大理市每年對上游洱源縣撥付1500萬元生態補償資金。
“體制機制創新為洱海流域生態系統的恢復和保護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大理州生態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朱智云介紹，“十二五”期間，洱海水質總體穩定保持在三類，累計30個月達到二類，比“十一五”多了9個月。
去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主動提出在洱海邊留影，對當地干部說，“立此存照，過幾年再來，希望水更干凈清澈。”如今，云嶺大地處處涌動著“立此存照”的決心，守護好母親河的金沙碧水，為流域發展播撒綠色的希望，期待金色的收獲！（經濟日報記者 張曙紅 張 雙 周 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