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央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逐年提升,環保執法的力度也逐年加強。這些新變化,在改善區域環境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數據顯示,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六省市PM2.5平均濃度較2014年下降了10.4%。
但是,正如俗語所講“每個硬幣都有兩面”,一面是非常時期需要嚴格執法這一必需之策,另一面卻是目前在環境執法過程中出現了“處罰上限化”等問題。表面上看,是環境執法的強化和推進,但實際效果并非如此。尤其在中央反復強調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萬不可走入“以新違法糾正舊違法”的死胡同。
以“處罰上限化”為例,實踐中存在不考慮實際,一味追求上限處罰的情形。新環保法實施以來,部分地區在處理企業環境違法行為時,尤其是處置環保部通報或者媒體曝光的環境違法行為時,經常提出“處罰上限化”,表示要以罰款“罰痛”違法企業,使其不敢更不會再想違法。
不容否認,在法律框架內的“上限處罰”無可厚非,尤其是對于環境危害極大的惡性案件,上限處罰必須實施,讓違法企業感到“罰痛”,不再以身試法也十分可取。但是,必須杜絕不切實際的“上限處罰”,尤其是要避免超越法律法規、不依法行政的“上限處罰”。“上限處罰”要用在刀刃上,出手必成,形成震懾力。否則,“上限處罰”決定是做出了,但根本執行不了,那再高的上限,又有何用?執法處罰成了作秀,或許一時會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從長遠看,對法律的權威、政府公信力都是極大的損害。
為避免嚴格執法在實踐中變味兒,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按法律條文辦事。黨的十八大以來,反復強調依法治國,并將依法治國列入“四個全面”加以貫徹。環保執法部門必須認真貫徹中央決定,充分利用好現有的法律法規,通過嚴格執法使其充分發揮效能,真正實現“有法必依”。更要注意的是規范和謹慎使用自由裁量權,充分維護法律的嚴肅性,規避瀆職風險。同時,還應注意總結現有法律法規的不足。
第二,嚴格執法不放松。執法是基礎,決不能放松。事實上,嚴格執法是營造公平競爭和發展環境的重要手段。嚴格執法就是讓環保法律在各地區“一把尺子”衡量,決不能讓污染以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為由向不發達地區轉移。要充分發揮嚴格執法的作用,推動“去產能”。
第三,注重服務企業。企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必須加以扶持,萬不可將企業置于環保的對立面。企業做大做強,社會發展才有保障,企業環保投入才能有保障。不能否認的是,企業生產必定對環境造成影響,環保部門就是要通過嚴格執法讓企業在國家法律法規允許范圍內排放,從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對環境的影響。環保部門和企業不是敵對者,而應是合作者。因此,環保部門必須樹立服務意識,面對企業的違法行為,梳理出主客觀情況,幫助其解決實際問題,切不可“一罰了之”。（劉慎言）
